何柏梁（1917—1949），重庆人。1937年在重庆参加学生联合会，组织乡村救亡宣传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从事“学运”工作。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经组织安排，由他集资在重庆开办安生公司并担任经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和担任联络工作。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27日，何柏梁在大屠杀中牺牲，时年32岁。

何柏梁的第一封信写于1949年11月11日，通过狱内看守、狱医带出，真实再现了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时的狱中形势，以及革命烈士在狱中所受到的血与火的考验和渴望得到消息的急切心情。

“何柏梁被捕后，他妻子曾咏曦送衣服去也被捕，他父亲到处托人营救，还花好几根金条才把曾咏曦保释出去（她怀孕要生小孩），但还是没能把何柏梁救出。”幸存难友刘德彬回忆说，“每次他家中送来的食品，不管是罐头或皮蛋以及其他，他都会分给狱中有病的难友吃，有时留少许来均分给同寝室的朋友，而有时竟一点也不留给自己……特别要提的是，柏梁同志和另外几个朋友尽到最大努力，让我们在狱中能知道外面的消息，能多了解一点外面的情况。”

在江竹筠等人被押出杀害后，何柏梁在其第七封信中表示不希望家人再通过各种活动营救他：“如再有条件出去，那太无价值了……”这里所谈的“再有条件”，无非就是变节投降、跪地求饶，而在这出卖灵魂的前提下，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虽然对失败无可奈何，但仍不放弃动摇革命者，特别是利用革命者想“活着出去”的心态，企图让他们发表声明、“悔过自新”，希望通过舆论打击共产党。对此，被关押在渣滓洞的“政治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绝不苟且偷生。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那种无上的使命使他们有一种绝对的自豪感。当然，他们永不放弃对活下来的等待，“要以万忍的耐心候黎明”。这是在生死问题和革命信仰上，何柏梁告诉家人的自己的态度。

何柏梁

何柏梁在狱中所著的第六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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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党委宣传部